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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亚文

时间:2016-03-17   栏目:时尚人物   来源:网络

 在过去的一年中朱亚文收获了两个重要的角色:电影《黄金时代》中的端木蕻良和电视剧《红高粱》中的余占鳌。一个阴柔局促,一个阳刚执拗,比他自己所能想象的层面更复杂也更宽阔。探索角色的过程中他经历了好些不知所措,回过头去看,他发现“不知所措”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,瓶颈如万壑千仞森立两侧,却总有轻舟可借,渐入云霭深处。 
  谈起表演的时候,朱亚文总有些严肃。在片场时他喜欢站在一边,默默思考如何解决一个个接踵而至的问题问题。他认为表演不是件可以调侃的事儿,所以不介意有人觉得他矜持且难以靠近。 
  在过去的一年中他收获了两个重要的角色:电影《黄金时代》中的端木蕻良和电视剧《红高粱》中的余占鳌。一个阴柔局促,一个阳刚执拗,比他自己所能想象的层面更复杂也更宽阔。探索角色的过程中他经历了好些不知所措,回过头去看,他发现“不知所措”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,瓶颈如万壑千仞森立两侧,却总有轻舟可借,渐入云霭深处。 
  他把这些成绩总结为“运气比较好”。他自小算不上是个有雄心大略的人,小时候被老师问将来想干什么的时候,他总是沉默不语。当演员是误打误撞,他渐渐发现,投入表演的时候可以不计较时间,可以去体验一些不一般的曲折人生,甚至可以去承受这份职业带来的些许不公,他便觉得可以继续下去。 
  很多年来朱亚文都视王志文为自己的偶像,因为他身上有“风骨”。两人虽然同在《黄金时代》剧组,却没有对手戏,算是遗憾之一。他欣赏的是王志文对于职业的坚守,始终知道表演的方向,始终清晰演员的本质。他希望,将来自己至少有一面可以有这样的影子。他不想把表演推崇到“神圣”的地步,但它是个事儿,他这辈子很重要的事儿。 
  《黄金时代》这块界碑 
  对朱亚文而言,《黄金时代》仍然不是过去时。这部电影让他对于演员的纯粹度有了不同的理解。它像是一块界碑,无论往前走多远,他总会在某些时候回头张望一下。 
  事实上,朱亚文完全不明白许鞍华为何会定下他饰演端木蕻良。他之前的角色大多血气方刚,可端木却无可奈何地在时代的漩涡里打转。“我9月拿到剧本,12月初进了剧组,这之间我一直在梳理自己和端木之间的关系。端木的母亲是家里的顶梁柱,他对女性的依赖和潜意识的崇拜是骨子里面生长出来的。虽然他与萧红之间的关系许多人有不同的评价,但那些并不影响他在文学上的造诣,他很年轻就成为了红学家,21岁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,他和萧红一样有些另类,他们之间有共同点。” 
  他试图去理解端木的盲从。“他对女性没有那么有主观的断定意识。比如说武汉撤离的时候,其实拍那场戏之前我都不明白端木为什么会把萧红留在武汉,可当我那天走到现场,看到大概有小千号群众站在那儿,大家慢慢经由一个很窄的木板桥走上邮轮的时候,我瞬间就明白了,你怎么可能让一个身怀六甲的女人跟你从武汉颠沛流离跑到重庆呢?你衣食住所都没有安定。这种安排在萧红的主观上已经定了,你端木服从就好了。所以当那个画面再现出来的时候,我没有任何的负罪感,我觉得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。” 
  许鞍华期待他和端木性格之间的那种反差。“如果都顺着演员的个人性格走,那会有很多的惯性出现。她相信我们这一批的演员是有塑造能力和体悟能力的,也相信我们把自我的挣扎融入到角色中。”拍摄进行了六个月,朱亚文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——他拍摄电视剧的信心到了电影就有些怯,“我认为,电影是一种导演的独立艺术。但那种紧张感其实或多或少地帮助到他塑造端木这个角色,因为端木在那个时期,在那样的一群文人里面,他也是处于一种边缘人物的位置,所以这种不安其实是有增分的。” 
  饰演端木这样一个真实存在过却饱受争议的人物,朱亚文试图撇开历史的浮沫,去探求那个男人所经历过的心路历程。“我不能用历史的瓶颈去塑造这个人物,他应该活在当下。那个时代留下的文字太多,那其中有一些粉饰后的豪情壮志和男女情怀,可能以当下的标准来说,端木更忠于自我,他隐忍且拒绝去表达,愿意接纳一切负面的评定。我觉得萧红有一段话特别经典,就是未来她的绯闻会流传很久。这个男人一定做好了思想准备。” 
  《黄金时代》上映前经历了长达半年的宣传期,虽然所有人都抱以极高的期待,也尊重主创团队的用心,但电影上映后,并没有收获预期中的一致好评。朱亚文并不因此感到失落。“这不是一部游戏式的电影,整个拍摄的过程让我觉得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,所有人秉承的是一种学院派的态度,但又没有学院派的架子。入行这些年,我们掌握了一些拍摄的技巧,但在那个环境里,我觉得用技巧表演的话是件特别可耻的事情。”他试图放下设计和思考,只是沉入,“我们只是在感受对方的喜怒哀乐,感受对方的紧张,感受对方的一切。” 
  “可能现在快速消费电影的时代到来了,观众希望在短促的几小时里得到宣泄,或者得到共鸣。但我觉得电影本身是有生命的东西,它记录了无数工作人员在那个时间里面的记忆。在未来,我想那些可以真正被称得上电影的,是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,随着文化环境的变化,随着某一个文坛人物命运的颠覆,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评论出现,被重新感受的。如果说要谈民国文学,如果想看看那个时期人用平和的方式描述生活状态的一部电影,我觉得《黄金时代》当之无愧,是必选的。” 
  朱亚文早以凭电视剧《远去的飞鹰》获得国际艾美奖最佳男主角的提名,但他仍然把自己视为电影大银幕的新人。他喜欢那种琢磨的劲儿,“就是你突然愿意放下一切,愿意把自己交出去。人一下子成长了,内心也变得更加强大,愿意接纳更多的声音,导演的声音,别人的声音。” 
  入戏与生活的界线 
  今年朱亚文正好30岁。他对自己的规划是完成“一个成年人应该做的事”。“各种精神上的那种妥协欺骗的东西都是扯淡。我很感谢我在29岁的时候遇到了我的太太,然后她愿意嫁给我。我也期待孩子,因为不希望等到自己七老八十时孩子才一丁点儿大,我希望能够和孩子一起成长。” 
  定下的目标项上,他都已经打上了钩。简单,清晰,直接,他知道怎么说“不”,“‘不’有很多种说法,可以是长篇大论一万个字,也可能只是一个字,重要的是,你要明确自己想要什么。”从小他和父母就不怎么交心,喜欢一个人瞎想,“但是父母给了我一个比较硬实的性格,就是能够扛得住自己,琢磨自己,我可能把别人后几年想的事都提前想了。”

  所以遇到现实同龄人的问题时,他反而轻松很多。他刚到北京的时候,望京还算是郊外,他和朋友坐在车里,看着周围灰溜溜的景色,说,如果有一天能在这里置一个家,即使不是长久的,也能留下我最宝贵的青春和热血。这里成了他所有的开始,爱情,事业,朋友,“我看到身边很多朋友,都在这些年里发生了各种好的坏的变化。重要的是你是否足够坚强,是否可以不在这个城市里迷失自己。” 
  今年也是他入行十年。“在学校只是得到了一些启蒙教育,但是进入社会以后一下知道,原来拍戏是商业化的东西,是要跟时间抢跑的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保护自己,保护自己创作的初衷,需要技巧和坚持的。”刚入行时候,除了做演员,朱亚文还主动做过场记、导演助理等等工作,“因为你实在不知道画面是什么,除了表演技术以外,你懂得的东西太少了。”他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去熟悉现场,到拍摄《闯关东》时,便有了爆发。 
  “都谈不上是爆发,就是给了你一个很宽裕的平台,有一个激昂的创作环境可以去释放。我真的感谢那个角色,给观众留下了很多印象,但其实很多东西现在看起来很幼稚,但有遗憾是特别好的事情,起码有最真实的东西。” 
  他觉得自己生逢其时,赶上了中国电视剧真正蓬勃的时代。他能够耐下性子创作一部部好作品,是因为环境给予了他足够的机遇和空间。“中国电视剧市场在变化。之前有一些国产的戏可能格局不大,或者说是作品本身讲述的故事过于梦幻,不接地气。而《闯关东》讲述的是一段历史,讲述了一家人,其实讲述的是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,好像找到了一种纯正的中国味道,决定了本土创作当中的意识形态和创作的一个方向,同时可以让你最快地最熟练地去打开自己,然后接触并吸收新的东西。” 
  朱亚文说自己性格好斗,所以期待现场有更强劲的对手去“挤压”他。《黄金时代》的冯绍峰和汤唯,《红高粱》里的周迅,都让他“更嗨”。“我一直坚信,演员所塑造的角色是由剧本描绘、由导演设定、由对手挤压出来的。这些对抗力量一定要存在,但是你要坚持自己,要把自己放进这个角色,这样一种内外的对抗才会形成能让观众记住的角色。”遇强则强,表演时,他觉得保留一些自己的任性才恰当。“在现场的时候我不管别人认为可取或者不可取,或者这个东西你不太喜欢我就不去表达,我会比较坚持,我会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晾开,然后你们来挑选。” 
  去年朱亚文举行了婚礼,之后的蜜月就被包裹进了《红高粱》的准备期。他去了希腊,把自己晒得黝黑之外还健身增重,从外到里都更接近“我爷爷”余占鳌的形象。“我当时跟郑晓龙导演聊天,我说我一直认为,真正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只有一个一号,而不存在什么男一号和女一号,他/她负责传递这部戏的精神力量,《红高粱》里就是周迅扮演的‘九儿’。那么所谓的二号是什么呢?就是看家护院的,就是打把式的,就是帮他铺就一切阶梯的这个人,我甘心情愿去做这个人。” 
  往往看完第一遍剧本后,朱亚文会开始这样的准备:出个门刷个牙洗个脸,再平常不过的生活。所有一切平实的细节,都是在靠近人物。“这些东西其实与我演的角色反差都很大,角色本身的东西很强,如果说我不去寻找生活,那么我会永远在表演中挣扎。现在可能我仍然很肤浅,年龄也不大,阅历也不够,我能够传递或者感染观众的东西很少。角色一直在你的上面,我只有接触他,才能够让这部戏新鲜的不同的东西展现出来。” 
  他即将和倪妮、Angelababy等共同主演都市喜剧电影《新娘大作战》,更接近平实生活常态的题材和角色。他曾经存疑,但杀青后发现自己克服了一些莫名的恐惧,也打破了一些隔阂。作为演员,他很早就明白孤独感将如影随形,幸而《黄金时代》的集体式创作治愈了他。“孤独感它不会消失,关键在于该如何去运用这个它,又如何去度过这个阶段。”戏如人生还是人生如戏?他都不认同,这之间有严格的界线,他不想轻易逾越。 
  “我想先把眼前这个唯一我热爱的、能养家糊口的事情给做透了。”演戏,或许是他了解自己的真正方式。“我觉得30岁到45岁这几年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期,我不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应该被投入在事业上。我更多的精力应该放在家庭情感上,因为有些东西一旦造成遗憾,可能就是终身的遗憾。”杀青后他总是会放自己十天半个月的假,回家与家人一起过最简单的生活。“这些东西对于我而言是那么的宝贵,甚至是我在北京打拼下去的一个动力。我不是北京人,也不认为自己会永远在这里居住下去,但这个地方像是人生的战场,我希望我能够衣锦还乡。” 
  现在他最大的期待是孩子的到来。“我在生活上不那么在意自己,吃得好或坏,并不要紧。但是到了现在这个阶段,更希望可以给予别人些东西,老婆、父母可能觉得够了所以想把所有的爱给予孩子。”人生交替向前,有错愕,有惊喜,有领悟,有延续,他觉得,这样便足够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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