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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去来兮回家路

时间:2016-07-07   栏目:时尚资讯   来源:网络

  又是一年春节将至。春节是中国传承了两千多年的盛大节日,是中国人情感上的图腾,除旧接新、迎春纳福、合家团聚……过年不仅承载着中国人的伦理、文化,承载着中国人全部的情感,还包括信仰与梦想。 
  两千多年来,这一天,不论离乡千里,还是去国万里,游子都将踏上回家过年的路。然而,当信息时代的城市霓虹映照出乡土的贫瘠,生养我们的那片故园已支撑不起日渐膨胀的欲望,大批青壮年进城谋生,回家的路,遥远而漫长。生养的家,仿佛成了最远的远方,我们短暂驻足,又一次次离开。 
  似乎,人类所有的文明和进步,都让我们离家越来越远。我们背井离乡,失却了天伦之乐;我们远离故园,远离祖先生息之地,也远离生命的源泉,以致灵魂无处安放。 
  生存很重要,但生活才是人生的根本;金钱是生存的基础,但爱与守护才是活着的意义,温暖、慰藉着我们与生俱来的孤独。回家,不仅仅是为了过年短暂的团聚,更应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回归。 
  爱,是我们永远的回家路。 
  因为2000元加班费,结婚第一年没有回家过年 
  接到女儿虹虹自杀身亡的电话时,刘建武正在广州一个制衣厂搬运货物。他只是嗯了一声,就挂掉电话,继续干活。 
  中午吃饭时,面前的米饭里开始浮现出女儿虹虹的脸。他努力回忆与女儿有关的一切,发现记忆如此苍白,他唯一能清晰记起的,就是春节,女儿穿着红色的棉袄,两腮的冻疮结了疤,两手交叉插在衣袖里,和邻居三岁多的小孩站在墙根玩。当时他举着手机执意要给女儿拍照,13岁的女儿开始爱美,连连后退,遮住脸拒绝拍。 
  2014年正月初六他离家前,还特意带女儿赶集。1.55米的女儿走在他旁边,俨然一个小大人。熙熙攘攘的集市上,女儿站在一个卖头花的摊位前,摸摸这个,拿起那个,犹豫不决。他说:“喜欢就多买几个。”女儿红着脸,支支吾吾地说:“奶奶会骂我乱花钱。”最后女儿选了两个头花,放在棉衣兜里,用手捂着兜,怕人多挤坏了,也怕挤丢了,捂了一路。 
  女儿很内向,一天也不见她说几句话。他主动示好,问女儿学习成绩。女儿笑笑:“还行吧。”他再问,女儿的眼睛便看向别处,不再答话。 
  家境贫寒的刘建武33岁才找到媳妇,这在鲁西南的农村,已经是高龄成婚了。26岁的媳妇小白来自四川,皮肤白皙,瘦小娇俏,很多人都称刘建武“守得云开见月明”。刘建武心里也美滋滋的,小学没毕业的他,婚后一个月就南下广州打工。出门前,他跟妻子保证:“我一定努力赚钱,我们好好过日子。” 
  小白和六十多岁的公婆一起生活。一家人的生活来源就是几亩地。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即使怀孕了,小白也要和公婆一起干农活,种玉米、摘棉花、刨花生……给玉米施肥时,密密麻麻的玉米秧比小白高出好多,玉米叶子像刀一样滑过脸颊,脸就像被利刃割了一道。一天三餐都是馒头,早晨配咸菜,中午炒白菜或者萝卜。丈夫远在千里之外,偶尔的嘘寒问暖也不过是蜻蜓点水。公公脾气暴躁,婆婆爱唠叨,这样的日子,让小白倍感煎熬。 
  婚后的第一个春节,刘建武没有回来,因为“留下来看厂子给2000块钱”,他对小白说。一直到农历二月,孩子要生了,刘建武才回来。但看到生了个女娃,一心想着传宗接代的公婆,“脸立马阴了”。 
  小白一出月子,刘建武就又扛着行李出发了。对刘建武来说,迟来的老婆和女儿都是上天给他的恩赐,他对小白说,努力挣两年钱,把家里的旧房子拆了,盖新房,“回头再生个大胖儿子”。 
  可是,刘建武前脚刚走,小白后脚就悄然离家出走,再也没有回来。 
  女儿希望和爸爸一起赶集,被爸爸高高举在肩上 
  虹虹在爷爷奶奶的抱怨声、咒骂声中倔强地长大了。不会走路时,奶奶把她放在脚蹬三轮车上,推到农田里。她躺在三轮车上哭,哭累了便会睡着。两岁多,跌跌撞撞地走在爷爷奶奶后面,走累了,直接倒在乡间小路上睡一觉。爷爷不耐烦地踢她几脚:“要睡回家睡去。”即使这样,她依然生长得不折不挠。粗茶淡饭、斥责白眼,都没能阻止她长个头。 
  七八岁,同龄的孩子还都在父母怀里撒娇,虹虹已经开始担水、做饭、洗衣。她一大早就要起床为出门做农活的爷爷奶奶做好早饭,自己来不及吃,拿个馒头就往学校跑。女儿承担起大部分的家务,刘建武很欣慰,常常在电话里问女儿:“你想要啥?爸爸给你买。”但刘建武并不舍得为女儿买像样的礼物,一件一百多元的棉服,他去看了三次都没舍得买。他一个月的收入也就两千多元,父母身体都不好,女儿要读书,还有个在外面打工的弟弟,也到了结婚的年纪,“他如果结婚还要盖新房子”。他也还盼着再婚,如果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对象,“花大价钱买个媳妇也行”。 
  虹虹性格内向,学习成绩也不好。每天都不怎么说话,奶奶一度认为她“脑子缺根筋”。被爷爷奶奶训斥了,她会偷偷躲起来哭。爸爸妈妈这样的称呼,对虹虹来说,“那是电视和课文里才有的词”。从一年级到六年级,老师布置过无数次有关“爸爸妈妈”的作业,虹虹每次都把这道题空着,她对同桌说:“我好像真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”虹虹自杀后,刘建武从虹虹抽屉里翻出来厚厚一沓作业纸,那是虹虹这些年写的有关爸爸妈妈的所有作业。在虹虹写的《我的爸爸》的作文里,刘建武没找到自己一丁点儿的影子。虹虹想要的爸爸是“每晚可以骑在爸爸脖子上摘星星”“像邻居小菜头的爸爸那样,和爸爸一起赶集,爸爸高高把我举在肩上”。刘建武蹲在黑暗里把那些作业看完,泪水爬满了这个山东大汉的脸。 
  虹虹越来越沉默寡言,爷爷奶奶包括爸爸在内,都没指望她能有大出息,“不饿着,不冻着,身体健康就行”。虹虹的人生走向早已被设定,“长大找个就近的对象结婚,以后为父亲养老送终”。这是虹虹在这个家庭里存在的唯一意义。 
  对爱的渴望,压倒她生的希望 

  刘建武不知道女儿几个月学会的走路,不知道女儿几岁学会的骑自行车。十多年来,他就回来过了三个春节,春节的票太难买、路上太拥挤、春节值班工资翻倍等,都让他放弃了回家过年。每次回家,他都发现女儿有新的变化:长个头了,会做饭了,会洗衣了,可以骑着自行车载着奶奶去田里干活了……女儿是刘建武暗淡日子里最美的风景和期盼,他每周都打电话回家,想跟女儿聊聊天,可自小父女俩少有见面,让他和女儿之间总有着淡淡的生疏。

  虹虹12岁时,家里因煤矿拆迁,新房子还没盖好,全家人租住在离原来的家四五公里的村子,但每天还是要回原来的农田里干活。于是,除了做家务之外,虹虹又多了一项任务:每天早晨上学前,骑着自行车载着奶奶,把奶奶送到田里,她再去学校;下午放学,再去田里接奶奶回家。为了方便,爷爷在田里搭了个棚子,天气好时,他就一个人住在棚子里,支了一个旧铁皮桶用来烧火做饭。 
  在这一年,虹虹的身体开始发育,她学同龄女伴,悄悄去集上花5元钱买了两件小背心,套在贴身的衣服里面,既羞涩又紧张。虹虹在日记里写道: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穿这个小背心,但同学都在穿,大家还会在课间偷偷比较颜色和款式。因为这个话题,觉得跟她们亲密了很多。” 
  搬家后的第二年暑假,虹虹小学毕业了,初中要去镇上的中学读书。对即将到来的初中生活,虹虹曾有过憧憬,她第一次在电话里开口跟爸爸要礼物:“你能不能给我买个粉红色的自行车?家里的自行车太高了也太旧了。”虹虹还在日记中写道:“新的学校会认识新同学,每天骑着自行车上学放学可以听到风在耳边唱歌。” 
  累了,烦了,虹虹也不会告诉爸爸,她把所有心事都写进日记里。她写自己不小心打碎了碗,“奶奶会唠叨一上午”,没有及时把晾晒的粮食收起来,“爷爷骂起人来凶得像驴”。她写到自己经常会躲到被窝里哭,但“想一想,最坏能坏到哪里去呢?大不了像村东头的小荷一样,不上学了,每天下地干活,伺候瘫痪的爷爷。日子不还是一天天过。或者死去,没有知觉就不会觉得自己可怜,也不用羡慕那些有爸爸妈妈的同学了”。刘建武在女儿生命中长久的缺失,让他未能成为女儿的依靠。 
  虹虹跟几个要好的同学不止一次谈论过死亡。在她们看来,“死亡就是永远地睡着,没有疼痛,毫无知觉”。而在农村,她们听到的最多的死亡方式,不是病死就是喝农药而死。喝农药,是农村人最常用的自杀方式。 
  和虹虹玩得好的几个女同学也都是留守儿童。小童父母长年在上海,她和弟弟在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;莎莎的父母因为超生,带着超生的一儿一女在青岛打工,把莎莎留在家里上学。三个女孩各有各的心事,上课时会偷偷传纸条,分享各自的秘密和烦恼。 
  就在放暑假前的期末考试前夕,小童看到虹虹和莎莎还没说话就大哭起来。原来小童的婶婶怀疑她偷了钱,不但狠狠骂了她,还把她的抽屉撬开,拿走了她的零花钱。她在电话里跟爸妈哭了半夜。“觉得无助极了,爸妈不在家,谁都可以欺负我。”小童说。莎莎也有烦恼,“爸妈说暑假接我去青岛,我既想去又不想去。去了之后弟弟妹妹都觉得我是外人,嘲笑我这也不懂那也不会,跟他们玩不到一块去;不去吧,又好想跟爸妈在一起,想知道他们每天都在干吗,吃什么,做什么。”而虹虹对长大满是憧憬,“我想去找妈妈,哪怕看她一眼也好。”可是说完,她的眼神又暗淡了,声音弱下去,“不知道去哪里找,我连妈妈的照片都没有。” 
  说完各自的烦恼,三个孩子开始计划即将到来的暑假生活,从来没过过生日的她们一致决定,2014年7月18日,用零花钱为小童过个像样的生日。她们沿着村外的河堤走了很远,天黑下来才各自散去。 
  所谓像样的生日也不过是三个女孩子和小童10岁的弟弟,在大人都下地干活的下午,偷偷用零花钱买了一袋蛋黄派、一包瓜子、几瓶养乐多,围聚在小童家,把蛋黄派拆了包装,堆成一个大蛋糕的模样,学电视上一样唱“Happy birthday to you”。一下午打打闹闹,过得很快乐。在大人回来之前,虹虹和莎莎各自回家了。 
  因为车胎漏气,虹虹只好把自行车放在小童家,让莎莎载她到爷爷的田里,在棚子里等爷爷干完农活送她回家。其间,爷爷回来一次,她告诉爷爷自行车车胎坏了,脾气暴躁的爷爷骂了她:“这么大了就知道骑车到处玩,就不会干点农活么?!” 
  当晚,爷爷奶奶在棚子里吃饭时,发现虹虹在床上睡着了,爷爷叮嘱奶奶:“别叫她了,让她睡吧。”第二天早晨,奶奶叫虹虹起床,叫不醒,推她,才发现她的身体已经冰凉。在靠墙的床的那一侧,是已经空了的农药瓶。 
  接到消息的当天中午,刘建武蹲在广州炙热的大太阳下哭到哽咽,然后买了当晚的火车票。回到家时,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,老娘在堂屋里抹眼泪,老爹蹲在院子里闷头喝酒。看到刘建武,老娘恶狠狠地骂道:“这个小害人精,辛辛苦苦把她养这么大,还没等她报答,就这样走了。早知道如此,小时候就该把她掐死!” 
  家人邻居都不同意为这个“害人精”立坟,老爹甚至要邻居把虹虹的骨灰“随便扔在野外”。刘建武执意为女儿在最远的一块荒田里堆了一个小小的坟,尽管他心里也清楚,说不定哪天就被铲除了,“重新种上庄稼”。但这于他,“可以减轻一点心里的负疚”,“她活着我没能给她一个家,希望她来世能生在一个好人家”。 
  葬完女儿后的那三天,刘建武每天下午都去女儿的坟头坐一下午,给女儿讲他的打工生活,讲他对女儿的想念,讲他憧憬的父女俩未来的美好生活。这个沉默了半辈子的男人,几乎把近五十年的话都讲完了,讲到仰头大笑,讲到泪流满面。 
  年迈的父母,想跟很久不见的儿子说说话 
  处理完女儿的后事,刘建武又将再次踏上打工的征程。母亲病倒了,刘建武站在母亲床前,说春节回来过年。母亲开始念叨:“离过年还有好几个月哪。”继而转过头去,深叹一口气。 
  孙女没了,她和老伴成了真正的空巢老人。其实,除了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,在鲁西南农村,像刘建武父母一样的空巢老人比比皆是。由于依靠贫瘠的农田无法维持生计,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。 
  这些老人对明天有无比的恐惧,有些老夫妻吵了打了一辈子,老了变得格外恩爱。“至少其中一个病了,另外一个还能照应,不至于死了几天还没人知道。”村民林大志的去世,是他们心里的隐痛。林大志养育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,女儿们都嫁了出去,各有各的家庭和生活,儿子儿媳在青岛打工。老伴去世后,他一个人生活,女儿们隔三差五来看看他。 
  2013年冬天,71岁的林大志起夜,突发脑溢血,一头栽倒在院子中的露天厕所里,再也没有起来。邻居王大爷连着三天敲他的门都没敲开,“以为他去了女儿家,还埋怨他出门也不说一声。”等林大志的二女儿过来,撬开锁进了门,发现房间的灯亮着,父亲在厕所里脸贴地蜷曲着趴在地上,裤子还没提上,身体已经僵硬。 
  此事犹如一枚炸弹,把老人们的心炸得波澜起伏。他们纷纷给在外地的儿女们打电话,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讲给他们听,希望自己不要像林大志一样,“连死都这么可怜”。孩子们安慰着孤苦的父母,但语言苍白无力。 
  撇不开的是生存。要活着,有了温饱,还想要活得更好。育儿、孝道、养老送终,在生存和诱惑面前,都变得无足轻重。 
  有很多打工者,在外面挣钱不少。他们在村里盖起了二层楼房,把房子装修得跟城里一样“明亮堂皇”。但房子再美,装修得再好,他们每年也就住几天,更多的时候,这些房子都空着。大大的、明亮的房子,像这些被他们留下的老人的心一样寂寥。 
  老娘也把林大志的事情多次说给刘建武听。刘建武一再安慰她:“你和大大(鲁西南对父亲的称呼)不会有事的,有事就给我打电话。”而在临行当晚,当老娘再次提及这件事时,刘建武扑通一声双膝跪地,扑在老娘怀里嚎啕大哭。 
  女儿没了,死亡随时会袭击年迈的父母。刘建武觉得自己孤单无助至极。 
  第二天,天还没亮,刘建武就起了床,再次来到女儿的坟前,从手机里翻出一张女儿8岁时的照片。头发蓬松的女儿穿着洗得泛白的绿裙子,对着镜头羞涩地笑着。刘建武想到女儿的作文“和爸爸一起赶集,爸爸高高把我举在肩上”,不由地把手机举在肩头,围着坟头转了一圈又一圈……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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