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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录片世界的路人甲

时间:2016-09-26   栏目:经验心得   来源:网络

  “与人心对撞”的片子,激发了搞推销的韧劲 
  说起热爱的纪录片,郑琼回忆里都是沉重的片段。 
  2014年12月13日,北京电影学院,第四届IDOCS(国际纪录片论坛)电影节。放映机斑斓的光打在坐在第一排正中的郑琼脸上,让她疲惫的脸看上去有些诡异。 
  屏幕上放的是一部名叫《瓜熟蒂落》的片子,“……这片子拍了七年,我从28岁的小伙子变成36岁的中年人。没钱拍了就停一停,干几个月电话接线员,再回来拍……第一次放映,观众16个人,还算上了我和妹妹。”导演雅各布·安胡之前说的话,久久在郑琼耳边回响。 
  比雅各布·安胡更艰辛的日子,郑琼也熬过。在这领域,身为女人,注定比男人更辛苦也更努力。环顾身边拿着精品中的精品,在这里展示的纪录片电影人,哪个不是满把辛酸欲哭无泪? 
  中国号称电影百年大国,但在国际上的影响微乎其微。特别是纪录片,国内根本就是三无(无市场、无利益、无专业)地带,别说“产业”,连“行业”都算不上。郑琼虽然以主办人、策划者的身份坐在这里,掌握着一个世界级电影节的全部工作,但她在中国电影界,也不过是“路人甲”,连跑龙套都算不上。 
  郑琼抬头看看银幕上方,本次电影节的主题语“爱是永恒的忍耐和坚守”,无声地落泪。 
  三次高考落榜,身高1.53米,在老家湖北做了两年查表女工后,郑琼每天骑着自行车,满北京跑推销,单薄的身材感觉还没有她胯下的自行车结实。 
  20年前的郑琼怎么看都像个送外卖的普通北漂。直到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,她一连看了好多“与人心对撞”的纪录片后,搞推销的韧劲又来了。她开办了国内第一家民营纪录片公司,命名为“零频道”。朋友们劝她改名:“郑琼(正穷),弄个公司还是‘零’。” 
  做纪录片的人,都是爱的劳工 
  2005年起,郑琼拿着片子在校园和咖啡厅免费巡映。她和她的志愿者们像赶夜摊的小贩,大包小包地挤进场地,手忙脚乱地折腾一个小时。再收拾东西,赶场到另一个放映点。 
  有时咖啡厅里只有一两个人,眼睛停在咖啡杯上的时间比落在屏幕上的时间多。很多时候因为迟到,被已经谈拢的放映场拒绝,她只能陪笑脸说好话,“我们很多志愿者是居委会大妈、还在上学的学生,放映时还在复习功课,明天就要考试……已经来了,放一下吧。”然后无奈地看着场地上,跳上去一个斜挎吉他的年轻人狂歌劲舞,她只能带着几百斤重的设备,垂头丧气地离开。 
  朋友劝她别搞了,她说,苦难都是类似的,只是面对苦难的微笑和哭声不同。纪录片就是“用苦难在找‘光’”,“做纪录片的人,都是爱的劳工。” 
  2009年,郑琼筹备IDOCS民间组织,要做国际化影展,光是批文就跑了十个月。这期间她还要准备各种资料,组织影片,邀请参展组织,准备场地。最终她还是没能用自己“零频道”的名义拿到批文,以北京电影学院为主办方才如愿以偿,北电还提供了礼堂。最难的是资金,她展示的赞助名单却让她有勇气和信心坚持下去——赞助的人几乎没一个留下全称和详细地址,都是类似于“XX妈、X女士、XXX同学”的签名。 
  郑琼热血沸腾。“中国没有纪录片市场,但这些热心的普通人让我无法停下来,爱,是恒久的忍耐和坚持。”第一届IDOCS上,六天里放映了20部世界上最优秀的纪录片,唯一国家级的报导,是巴西电影协会在内刊上的一则100字通讯。 
  然而,忍耐和坚持不是必杀技,一旦物质支撑倒塌,精神就成了无本之木。2011年3月26日,零频道的告别仪式终于召开。没有闪光灯,没有记者,连一个默哀仪式都省略了。中国唯一一家民营纪录片公司被商业电影的大浪淹没了,连一个涟漪都没有。 
  QQ群里人头攒动,遍布全世界的零频道志愿者们集体上线,沉默一分钟。然后郑琼鼠标一点,零频道QQ群烟消云散。郑琼在群里最后一句话是:“零频道能活到今天已经很神奇了,现在死掉的只是它的外壳,纪录片没有死,也不会死。” 
  在郑琼心里,纪录片是永生的,但是她常把“死了”一词挂在嘴上。她每天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郑琼死了,累死的”。 
  国家没有纪录片,就像家庭没相册 
  IDOCS的票价是200元,除了北电提供场地之外,其余资金全要郑琼想办法。收来的钱,连做字幕都不够。每一届IDOCS都门庭若市,似乎很成功,渐渐的也被业界冠以很多光芒四射的称号,可是,“纪录片最重磅的会议”“没有一句废话的干净的胶片”,这些换不来钱。 
  电影界每一个肯出席会议的权威人士,都慰问式地喝杯茶,象征性地寒暄几句,丢下几句冠冕堂皇的说辞,连一部二十分钟的片子都没耐心看完,就起身离开。媒体记者按完快门,直接对她说:“上头版需要XXXX元,先付。” 
  在郑琼家里,到处是装了影片拷贝的移动硬盘,床底下和洗手间里也全是。“我今年45岁,这么多年来,我的衣服没有一件贵过这其中随便一个硬盘。”房间里一把破旧的椅子、两台电脑,郑琼的所有片子都是这里做出来的。每天她要指挥遍布全球数十个国家的志愿者,给他们下任务,出方案。以前这里有六个员工,这两年一个都没有了,虽然热爱这个工作,但他们也要吃饭,而郑琼付不起工资。很多志愿者只有热情,没有专业剪辑和编排能力,一切跟纪录片相关的专业工作都是郑琼一个人做。除了坐在这儿弄片子,离开这里时,郑琼就一定是在找钱的路上。天天累到瘫软,像棉花,从北京的东边飘到西边…… 
  郑琼跑遍大半个北京,人家张嘴就问:“我们的回报预测方向是什么?”她无言以对。很多企业直接要求冠名,她回复,“纪录片本身就要求剔掉一切无关的虚无东西,要求干净。” 
  一个参映的瑞典导演带来瑞典大使馆赞助的300美元,郑琼立即打电话致谢。人家说,微不足道,可能连五分钟的翻译费都不够。郑琼苦笑,“总比没有好。” 
  2011年,办完第三届IDOCS之后,郑琼累哭了。“再也不办了,我累得一厘米也爬不动了,郑琼真的死了。” 
  可是2014年,第四届还是正常开展了,她舍不得坚持了这么久的事业。消息传出,QQ群里一片哗然,“郑琼活了”占据了群消息头条。 
  这回,北京电影学院拿出了最大的礼堂,足足777个座位,和第一届的206个座位天壤之别。和第一届不同的还有,礼堂里来了上千人,很多人就垫张报纸,坐在水泥地上。业界知名人士说:“一个女人撑起了这么大的纪录片事业,这简直不可想象。四届了,这里都是顶级片子。” 
  可是,顶级片子不一定有顶级效益,甚至根本没效益。郑琼拿到手的样片超过千部,都是顶级,卖出去的却不超过十部。虽然国内在专业领域渐渐重视纪录片了,但走进影院的路还很长,普通观众很难静下心,掏钱看一场纪录片,哪怕它再唯美再动人心魄。郑琼甚至请一些省级电视台免费播放,都被“档期太紧”拒之门外。 
  “在中国,大多数纪录片还只是咖啡厅和露天广场级的艺术。”很多志愿者抱怨,郑琼笑着打气,“咱们死之前,一定能看到纯正纪录片在影院热映、一票难求的盛况。”然后擦擦泪,一个人拿了赞助合同,骑上自行车,出门。 
  郑琼讨厌那种“天降大任”的场面话,她只是相信纪录片这种没有一句废话、却可以直逼人心的“干净的东西”能延续她自己和一个国家的梦。 
  去IDOCS的网站首页上看,那里挂着一句话,从网站建立的那天,就没换过:“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,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。”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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