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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批评正在缺席?

时间:2017-10-16   栏目:时尚人物   来源:网络

  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今天真的处于失语的状态吗? 
  吕澎:这个话确实能够理解。一方面批评文章在数量上、规模上本身不多,不像过去那么活跃。再就是有质量的针对性的批评文章很少,有效性或者问题针对性不够,所以即便有文章也没有多大意义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,批评失语。 
  付晓东:我并不觉得的批评有多么失语,而是整个系统的失语。以我的了解,老一代和中青代批评家,他们都非常认真地观测与他们同时代的活跃的艺术项目和艺术理论,比较有质量的声音一直存在,认真思考的人一直都有,只是不一定被大家看到。失语肯定谈不上,准确的说是媒体或整个结构的判断和选择可能有些问题。能够把有價值的话题扩展起来的媒体我觉得是非常稀缺的,批评的失语往往是媒体或系统价值观的失语,当然这也需要整个体系的逐步建立和进步。 
  孙冬冬:艺术批评一直都在。是否“失语”,主要得看作者是否能提供真知灼见。 
  崔灿灿:批评的有效取决于批评的质量和氛围,一个鼓吹和谐共富的圈子,是没有批评的土壤的。 
  王南溟:批评失语这个说法会经常提起,这个说法有问题,似乎要有一群批评家一起发声,才叫不失语,这是集体主义的态度。批评本身没有失语,只是这种声音,比较弱。 
  王鹏杰:批评的缺席已经不是一个新现象了,或者说,具有饱满批判性和研究性的批评已经缺席很久了。中国的艺术批评并没有完全失语,在某些时候,一些具有卓见的文章还是偶尔会出现,这些文字也能引起一些局部的讨论,有些甚至还比较激烈。但整体上看,批评的能量远远没有充分发挥,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 
  为何会缺少独立的批评? 
  吕澎:经济是一个重要方面。很多人也是从谋生和经济的角度去考虑的。因为写批评文章往往一分钱都没有,只能给你一点微不足道的稿费。而其他类型的文章却有可能谋生,比方说给艺术家写一篇文章,画廊会给钱,甚至艺术家都会给钱。写展览策划报告,展览陈述,会有策展费。这让很多人顾不上批评,因为生计才是大问题。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了,比如说怕得罪人,假如说稿费很高,批评家才不怕得罪人。可是现在问题在于,我批评了这个艺术家,得罪那个画廊,这个圈子可能就没法混了,但本质上还是经济问题。 
  付晓东:艺术评论必然是商业环节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,当代艺术作品非常依赖于评论解释系统。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,作品从艺术家工作室里完成,只是完成了一半,另一半是需要公共认知,而公众需要靠学术和舆论权威的引导,需要专业评论家的评论文章对作品进行剖析,梳理艺术史脉络,作品的创造性观念逐渐被公众认知和接受,经过广泛传播,成为经典作品,这都构成了作品的另一部分。这些围绕作品的文献记录、讨论和解读都成为作品的附加价值。严肃的研究都是有稿费的,由媒体、机构、画廊,或者艺术家、收藏家提供,不能完全靠个人兴趣建立整个体系,也不会有完全脱离社会背景的“独立”,没有一个事件不在一个动态的关系网络之中。 
  孙冬冬:艺术批评现在最缺的是深度分析现实与艺术的能力。独立了也未必会出现有质量的批评。 
  崔灿灿:“独立”的前提是脱离生物链的供给关系,但它也和水准有关,比如一个知识系统和视野封闭的人,不可能会有深刻的洞见,它可能会形成氛围,但不会形成质量。 
  王南溟:独立批评不是说某一个批评家很独立,不受诱惑完成批评,它其实是一个社会行为。 
  王鹏杰:艺术批评的发展倒不是紧要的问题,紧迫的是批评先要存在。很多时候,批评的存在都面临威胁,一方面是资本力量的压力,一方面是艺术体制本身的瓶颈,一方面是国内人文学科整体建设带来的很多问题,归根结蒂,这不是一个艺术内部的问题,其实是一个社会学问题。艺术批评进入商业活动也很多年了,很多时候充当了资本中转站和便利信息板的角色。独立的批评并不算少,只是我们现在的媒体和平台基本上是资本化的,所以真正独立的批评很难被广泛地看到。 
  画廊、艺术家邀请你写文章时,是否有筛选的标准? 
  吕澎:坦率地讲,我想写的艺术家我会写,而且有一些特别想写的艺术家,一分钱没有我都会写。但有些文章,因为有机构在帮艺术家做展览,机构能够拿出钱来,这不是什么坏事。但是我不想写的我不会写。当然我在我写的文章里面有人情世故的一些因素和比例,这个我不回避。但有很多人邀请我写文章,我完全拒绝,我不会完全为稿费写作,这是肯定的。 
  付晓东:我有自己的标准,我很少去写不熟悉的艺术家或者不了解的项目,除非特别吸引我的兴趣。文章是精神的产物,没有热情和投入,也很难真的写得好。 
  孙冬冬:我有一套自己的标准,一是我有兴趣有话说,二是我是否有其他角度对艺术家的实践进行论述。 
  崔灿灿:很少联系我,因为我的标准在我过去的实践里,他们自己会有判断吧。 
  王鹏杰:有,任何机构和个人找我写文章,我都会筛选。某位艺术家的创作或某种展览引起了我思考、感知的兴趣,或者呈现了某些有趣的问题(或典型性缺陷),这个时候,我就愿意写作。不过,对于任何艺术家个人、艺术机构,我写作前都会与其沟通,只有同意我两个要求之后才会写作。这两个要求是:1、我不写歌颂式的“软文”,别期待我夸奖某个艺术家或展览;2、我交稿之后,文中任何批评观点、书写方式不接受修改的要求,除非文章中有错别字或标点、语法错误。 
  艺术批评的底线到底在哪里? 
  吕澎:底线还是追求真理,这是没得说的。要是不是追求真理,只是为了饭碗写作,那就不用讨论了。 
  付晓东:我是一个无底线批评主义者,只要是有自己的见解都可以谈论艺术。任何人有观点都可以提出来,只要对艺术感兴趣,喜欢思考,有知识热情的人都应该参与到批评里来。我们不应该把批评看成是权力系统,只有你能说,别人就没有说的合法性? 
  孙冬冬:艺术批评的底线在个人的心中。 
  崔灿灿:“底线”?妥协多了才会谈底线,步步都是原则,事事都需明辨。 
  王鹏杰:现在好像已经没有底线了,非要说一个底线的话,那就是能主动想想自己的写作是否算得上艺术批评,答案如果是否定的,就不要再干这一行了,其实这行也不算很赚钱,何必呢?对自身的批判与反思能力、习惯以及基本的职业操守,就是我认为的底线。 
  批评家的身份是否需要独立于策展人、评论家? 
  付晓东:我反对把每人都限定在一个固定的身份和结构里面,这个非常僵化。专业性指的是水平,并不是对人的工具化。有些艺术家做策展人,有的策展人也做艺术家,这都不是问题。还有谁比这些参与到第一线艺术创作和实践的人,更了解这个体系和结构的呢?他们当然可以有资格谈论艺术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辨率,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局限和角度,外在立场的人也可能更容易看到盲点,无关厉害也可以保持中立。 
  孙冬冬:我个人喜欢把策展与写作结合起来,这是两种可以彼此相融的践行方式,有助于提升我对艺术的感受力与理解力。 
  崔灿灿:反正我不是,我是埋头干活的,经常被人批评。策展人能做的是提供被批评的对象,我希望我做的事,总能成为这个对象。 
  王鹏杰:中国艺术批评家常常身兼策展人、媒体人、商人等多重身份,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,这也是一种权宜之计。不过这种权宜之计常常会被权力、资本裹挟,作为批评家的个体应该保有足够的警惕,尽量让自己处于相对自由和自省的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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